中国——我们的红娘 - 潘维廉博士（美）

潘维廉博士 。。。。 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中心
（Copyright2006-2009， Bill Brown）
刘海燕 译 —— (英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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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若不是出于对中国共同的兴趣，我可能永远也不会遇到我那金发碧眼，美丽动人的台湾太太。故事是这样的……）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我被逼得在合唱队里女声部唱歌，因为我那清脆如银铃般的“女高音”是全校最高亢的。男同学都开我的玩笑，“比尔是个女孩！”。那时，我 是多么盼望青春期的到来啊，我就可以拥有一副男人味实足的嗓音了。

我的愿望实现地太快了。悦耳的银铃碎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沙哑的，变声期嗓音。而现在，青春 期像报复我似的离我远去了。我也不讨厌那些拥有银铃般嗓音的日子了。我声嘶力竭地想把那些原来易如反掌的高音唱上去，但白费功夫。高八度是没有希望了，我 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逐出了伊甸园。

很久以前，婚姻都是父母做主的。男孩儿根本不用发愁怎么约会女孩儿。现在就不同了，要是她不同意怎么办。就算她同意了也未必是好事，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？ 是请她吃饭、看电影、看球赛，还是去滑冰？是牵手好呢，还是不牵好？要不要亲她一下，亲的话，哪儿好呢，嘴巴还是脸颊？下定决心要在约会结束的时候吻别一 下，但是最终还是犹豫了，竟以握手告终，搞得就和商人谈成一笔生意似的，太窘了！

就是单单和女生坐在一起，对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也是个挑战，别说是一般人。你鼓起勇气慢慢地，装作漫不经心地把你的手臂搭在她的肩上，从侧面察言观色。如果 她微微一笑，那你胜券在握，但要是她皱眉头，你得马上把你那“不听话”的手抽回来，紧张地搓搓潮湿的手掌，望着天空，赶紧说：“今天，天气不错哦！”。若 是，她对你的行为表示鼓励呢，接下来怎么办呐？

25岁那年，受够了女人的我，我决心“戒掉”女人。我以钢铁般的意志，“两眼不见如花女，一心只读教科书”。我整天就穿梭于宿舍、教室、图书馆、食堂四个 地方。但是，这决心就只坚持了两个星期。1981年的复活节，我在台湾结识的一对夫妇邀请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家中做客。从此，我走向了自己未知的命运。

刚跨进他们家大门，我的目光就定在一位年轻的美女身上，再也移不开了。这位美女有着碧蓝深邃的眸子，一头亚麻色的秀发如倾泻的瀑布一般，落在她白蓝相间的 滑雪衫上。我像是被催眠了，故作镇定地从她身边走过，但是她的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。虽然，装的和没事儿人一样，但我还是差点撞到了墙 上。

我特想和她说话，但整个下午她周围都有群大胆的家伙。眼看就到了晚上，她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直到我朋友跟在场的人们讲，前一天晚上县里的救生员想把我从 300米高悬崖的半山腰救出，他们的手电却没电了，反而是我救了一个队员一命。我的女神好奇地望着我，我暗自庆幸：“太好了，现在她知道，我是条硬汉。”

接着这家的主人说：“苏，你知道么，比尔曾在台湾待过，还想去中国大陆呢？”

“是么？”她很惊讶。“你是什么时候去台湾的？”

我突然觉得口干舌燥，着急上火。比尔，别搞砸，慢慢来。扮指头算算有几年，手指头不够就上脚么。“哦，是从1978年6月到1976年6月，”我说。“不不，是从76年到78年。你去过台湾么？”

“我就生长在台湾啊！”她笑着说。“可惜，76年6月到78年6月这段时间我在美国，我们刚好错过！”

这是我们之间意义深刻的“破冰对话”，从此以后我就一头栽进对她的爱恋中，再也无法自拔。

说起我们共同的爱好——中国，我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当苏说她打算圣诞节去看她的父母，我立刻就编了一条也要去台湾的理由。“那我们一起吧。”后来，我 无意中听到她的车坏了，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我的车借给了她。虽然，我穿着旱冰鞋滑到学校，但 是这样一来，我就又有借口和她再见面了2。其实，我是不用担心啦，她答应了周五晚上和我一起看免费的校园音乐会。

那五天的等待对我来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，但当那个“历史时刻”最终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却好似已相识多年。但是，告别的时候，我迟疑了，害羞地给了她一个朋友的拥抱；而她回吻了我，那一吻，幸福得让我觉得天旋地转。

我们中间的那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。从那天起，直到我们10个月后在台湾结婚，我们每天都见面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参加了非洲毕业生的免费晚宴，但是免费约会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迟早我都得自己为心上人花钱。我们第三次约会的时候，我请苏吃饭。那天她穿了 一件非常漂亮的晚礼服，还穿了高跟鞋，还以为我会像他的前男友约翰那样请他去一家高级餐厅。约翰是个穿着讲究入时的绅士，给她送花，帮她开车门，带她去高 消费的餐厅。和约翰这样的完美绅士相比，我一无是处。

过了几年时时处处强调一致的军队生活之后，我倒喜欢穿的随便一些，像个学生。我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，穿的也很穷酸。如今，花大价钱把新衣服搞旧已成为时尚。殊不知十年前，我就穿到处是洞的乞丐装了，那是我当兵剩下的衣服。

幸运的是，苏并不介意我的不修边幅。我没有带她去高级餐馆，而是吃了便宜的快餐，，苏也并不在意我是不是很穷。约翰请她吃饭时花的停车费比我请的晚饭还贵。

哦，我可怜的约翰，第二周的周末我在苏的教堂看到了我的这位“前任”。虽然，他已经交了新的女朋友，但是我搭在苏肩头的手臂还是让他妒火中烧。我和他对 视，我们的目光像两把剑一样锋利，此时，苏面对约翰热情的拥抱显得非常尴尬。如果目光能杀人，那么教堂的过道上早经是血流成河了

令苏气愤的是，约翰开始频繁的在她公寓逛荡。当苏最终把他赶走的时候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直到那时，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离不开对方。我退缩了。

我当然很清楚苏是我最理想的另一半。这世上还真有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，热爱中国的美国女孩。而且，竟然还被我遇上了。苏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但是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，我想她无法适应我们到中国后可能要面对的简朴生活。

她却再三的表示，我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

但是我仍不确信。一天晚上，在宿舍停车场，我罗列了一堆我们不能结婚的理由。她静静地听着，睫毛上挂着泪水，我当时恨不得打自己一顿。突然，我不假思索的说：“十二月我们要去台湾，在那儿结婚怎么样？”

时至今日，我也不知道当时脑子里怎么冒出这样一句一点也不浪漫的求婚词，还脱口而出。苏只是笑了笑，“你是开玩笑的，是吧？”

说实话，我自己的吃惊程度也不比她小，但是看到她在笑，我不能也笑啊，所以，我马上说：“不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她睁大双眼，“好的，我答应你！”

苏的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我们1981年12月份在台北基督学院举办的婚礼,但是婚礼的细节我有些记不清了。我当时非常紧张，若不是苏的父亲拿走了我的机票， 我可能真会把苏一个人丢在礼堂。这种疑问在婚礼举行很久以后都还没消失，但是几年之后我们终于克服了它，而我们的婚姻也越来越稳定。

如今，太多的婚姻都建立在愚蠢、狂热的激情之上，通通失败了，因为它们缺乏成长，承诺，以及一个有点过时的词——牺牲。这是我妻子最令人敬佩的美德：她勇于牺牲。

坚守着她不论贫穷或富有的结婚誓言，苏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简朴的生活方式。当我的小公司发达之后，六位数的收入让她过上了比嫁给我时预想的好得多的生活，我 非常骄傲。但是我的心仍在中国，当我们逐渐实现了所谓的“美国梦”，我更担心了，“苏舍得丢下这一切去中国么？我能么？”

1987年，我踌躇了很久，终于问她，“我们结束这里的生意，搬去中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我问的时机不对，苏当时要照顾我们的孩子，而且马上另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。但是，她表现的却很有信心，说：“如果你觉得可以，我们就走。”

第二年，我们破釜沉舟，带上我们两个年幼的儿子移居厦门。这变化让人觉得压力不小，但我们从没有后悔过。在中国的生活也比我原想的要精彩的多。

回首往事，小学五年级到结婚真是一段辛苦的耕耘，但是却是值得的，也收获颇丰！我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我这位“台湾制造”的太太，如果不在中国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！

包办婚姻真的有些好处，比如说可以省去我们这些保守男人约会之苦。但是究竟是谁包办了我们这段看似不可能的姻缘的呢？这样的婚姻，不是谁能包办的了的，我们是天作之合啊。

是我们对中国共同的兴趣让我们走到了一起，所以，或许可以说，中国是我们的红娘！

谢谢你，中国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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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注释1：请看“长汀故事”一章。厦大的男生现在也常用这一招，不过把车换成笔记本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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